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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年到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该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本文原刊于《卫报》，原文链接如下：
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撞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Westbrook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Rice）分别因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the9/11FamiliesUnitedtoBankrupt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the9/11FamiliesandSurvivorsUnitedforJusticeAgainst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没有，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显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年到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变化。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sponsorof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利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ElMahdi）。
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年12月苏丹最终从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Hudson）如是说。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彼得森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喊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Soufan）在年到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突。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H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法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年到年，受“阿拉伯之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年到年在美国负责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她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诉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